上海老城厢抗疫：苦战梦花街

“你仔细看看，我们几个有啥相同的地方？” 黄浦区老西门街道，梦花街疫情防控指挥部内，街道纪工委书记吴以仑指着自己和身边几个男同事问记者。没等记者回答，他便自己公布了答案：“我们都是短板寸，连头发长度都差不多。” 两个月前，这些短板寸还是一个个光头——进驻指挥部之初，所有男士为了生活方便，把头发都剃光了。为此，指挥部得了个雅号：“零号指挥部”。 “清零”，也是吴以仑他们的目标。他们与梦花街内万余居民一起，稳扎稳打，持续推进，努力实现清零目标。 梦花街，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却是黄浦区乃至全市疫情拔点攻坚中公认的一块“硬骨头”。梦花街区域北至复兴东路、西至中华路、南至文庙路、东至河南南路，涉及文庙、曹家街、学宫与小桃园四个居民区，留存着700多年城市印记的文庙就在梦花街区域内。此轮疫情中，梦花街区域1.1万多名居民近半数人确诊。 5月以来，梦花街区域每天新增阳性感染者数量出现明显向稳下降趋势。截至目前，在连续多日社区核酸筛查中，梦花街区域无新增阳性感染者。这块“硬骨头”是怎么被啃下来的？ 样本的困境 乐惠餐厅，山茶花烟酒行，怀旧堂旧货调剂……从中华路文庙路路口进入梦花街封控区域，左侧绿色隔离板内的店招店牌依然可见，老上海市井味从这些招牌中体现出来。街道右侧，一排排低矮、密集的房屋中，半掩的窗户内飘出油烟味——正是居民做饭的时候。 梦花街，一条典型的上海老城厢街道，历经百年变迁，掩映在周边鳞次栉比的高楼和车水马龙的宽阔马路中。对追忆老上海风情的人来说，梦花街是一个极好的观察样本；然而，在疫情期间，梦花街的建筑结构、居住特点，却成了横亘在防疫人员、基层工作人员面前的重重障碍。 “梦花街区域是上海目前留下来面积最大的老城厢，整个区域除了文庙，几乎全是二级以下旧里，是黄浦区疫情最重的一块区域。”老西门街道办事处主任阮俊告诉记者。 疫情防控的核心，是暂时阻断人与人之间的物理交流。然而，在梦花街，这种“暂时阻断”变得很难实现。 梦花街是“开放”的。这里大都是有上百年历史的木质结构房屋，房屋与房屋、墙壁与墙壁之间并不完全密封。每栋楼的楼底，下水管道也是半开放、半裸露的沟槽式样。“楼上一户人家打个喷嚏，半个弄堂都能听见。” 梦花街是“密集”的。区域内共有6000多户、1.1万余人，主弄堂宽不到2米，支弄堂更是只有1米左右宽。一个门洞里往往住着十几户人家、几十个人，住户们共用厨房和卫生间，不少人家还在使用手提马桶。楼栋内不仅有一层楼、二层楼，还有一层半、二层半，结构极其复杂。

吴以仑带着记者往梦花街的生活区域里钻，踩上楼梯， 脚下“吱呀”作响。一条条弄堂纵横交错，户与户、栋与栋之间距离很小。“我家挂出去的晾衣竿，你家也能往上架衣服；夏天你家开着电风扇，我一开窗，凉风也能吹进来。你说，这要怎么防住病毒传播？”

这些年，黄浦区在梦花街区域投入不少。2018年，区里推进“梦花街区域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整修道路、架空线落地，为居民修缮房屋、改造公共厨房，加装马桶工程也始终没停过。“居民的生活有改善，但架不住底子太薄，外部的修缮整治无法真正改变居民的生活环境。旧改，是唯一出路。”老西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姚恒衡说。

梦花街区域是上海留下来面积最大的老城厢，居民居住环境艰苦，多个小区旧改已生效。茅冠隽 摄

事实上，梦花街区域是黄浦区今年推进旧改的重点区域，有多个小区在今年3月26日通过了二轮征询，旧改征收正式生效。但就在这当口，疫情来了。3月27日，梦花街区域实施了封闭管理。

上海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近4000人，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万余人。在梦花街区域，这个数字是每平方公里6.3万人左右。这样的“密集”和“烟火气”，让梦花街防疫难度提升了好几个数量级。

本轮本土疫情发生之初，梦花街区域内疫情传播迅速。最严重时，阳性病例数占区域总人数的近五成。‘浦东看北蔡镇，浦西看梦花街’，这是市民总结的上海疫情防控两大“硬骨头”。言下之意，如果连梦花街都能控制住疫情传播，还有什么地方控制不住？

“书记”的分量

这场抗疫战中，在梦花街这个阵地上，战况异常惨烈。

4月，梦花街区域的社区干部、志愿者群体中出现了大量阳性病例。4个居民区书记中，除小桃园居民区书记陈建红外，学宫居民区书记吴炎翔、文庙居民区书记汪嘉梁和曹家街居民区书记周洁先后都“阳”过，许多居委干部、社工也“阳”了，战斗力减员一度非常严重。

“这里实在太难管了。我们感染了，那么多事儿怎么办？谁来干？要组织核酸采样，要发放生活物资，要安抚居民情绪，要安排人员转运……有段时间，我真的很崩溃、很沮丧，回到办公室，找没人的地方偷偷哭。”一位居委干部对记者坦言。

面对防疫困境和难题，面对基层干部的沮丧和焦虑，一支特殊的队伍迅速组建。

“庄董”，是黄浦资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庄卫勤的同事们对他的常用称呼。50多岁的他，已在区属国企董事长的岗位上干了一年多。可是，今年4月以来，他的称呼，又变回了他熟悉的那个：庄书记。

3月底的一天，庄卫勤的手机响起，电话另一头是黄浦区委书记杲云：“卫勤，梦花街区域疫情形势严峻，那里情况你熟，区委想请你去负责指挥部。”

庄卫勤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成为梦花街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之前，他曾在老西门街道当过多年党工委书记，梦花街的情况他了然于胸。

根据黄浦区委、区政府安排，区属企业、机关单位中迅速抽调了15名党员干部，组成梦花街疫情防控指挥部，第一时间进驻梦花街现场指挥，其中不少人由庄卫勤“点将”。“我选人有个特点，最好是在老西门工作过的，可以迅速进入角色。”

此后，庄卫勤每天都是指挥部里睡得最晚、电话打得最多的人。“他每天都要凌晨两三点才睡。除了开会、在现场布置任务，平时看到他，十次里有九次他都在打电话——给上级打电话汇报情况，给居委书记打电话布置最新任务，给居民打电话解释各项工作手势……”吴以仑说。

其他驻点干部也非常拼命，绝大多数人50多天没有回过一次家。有人被感染后，发着高烧，在隔离点拿着电话、对着电脑配合社区对接转运工作，痊愈后又继续返回工作岗位。

吴以仑是首批进入梦花街区域的街道处级干部，在里面待的时间也最长。他有两个孩子，大儿子今年适逢中考，小女儿读三年级，近两个月来他无暇照顾，只能全权委托爱人。他的父母家住浦东，老两口相继变“阳”、被转运至方舱医院，他也只能通过电话安慰父母。各种难，一言难尽……

转运的艰辛

梦花街抗疫，最难的一项工作，是阳性病人、密接人员的转运、收治和隔离。

一方面，梦花街区域内阳性病人数量多、占比大，转运压力不小，对基层动员、车辆协调、时间统筹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另一方面，梦花街区域内几乎都是二级以下旧里，不具备居家隔离的条件，为阻断传播链条，密接与次密接的转运范围也相应扩大。

“比如，除阳性感染者的同住人外，同一门牌号内使用公共厨卫的邻居、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可能要被转运隔离。这极易引起居民不理解。”庄卫勤说。

4月中旬，梦花街区域“大转运”开始。数千感染者要在最短时间内被转运出去，其中涉及大量基层工作：有了转运名单，社区干部和特保志愿者组成的工作小组要对着名单一户户通知；由于转运量太大，白天往往转不完，部分转运工作就安排在深夜，有的居民睡着了，电话不接，社区干部要摸黑去敲门；指挥部为每个感染者建立“一人一档”，跟踪到底，确保不发生遗漏……

王育才目前担任老西门街道大林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在记者采访他的一小时中，他一直在抽烟。“我实在太累、太困了，抽烟可以让我保持清醒，不然精神头根本顶不住。以前我每天抽半包烟，最近一个多月，每天要抽一包半。”

大林居民区位于梦花街区域之外。由于梦花街区域中社区干部陆续感染，王育才就成了“救火队长”，奔走在梦花街区域各处，连续鏖战在学宫、曹家街和文庙居民区，与同事们通力合作，拔点攻坚。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转运阳性感染者和密接人员。

连夜转运确诊病例与密接居民。一些老人自己走不动，社区干部就又抬又抱，把他们送上转运车。

“最开始的四五天里，每个参与‘大转运’的人几乎都通宵达旦工作，包括社区干部、志愿者、调度员、司机、方舱和定点医院的工作人员等。有人高烧39度，有人累得上吐下泻，但大家都熬了下来。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急行军’，我们必须跑赢时间、跑赢病毒。实在累了，就原地眯眼打个盹，几分钟后就要醒来，洗把冷水脸继续战斗。”

被转运，居民们有的不理解，有的有难处，有顾虑。“我们因情施策：不理解的，就讲清转运的重要性，让他们明白，不转运会有社区传播风险；有难处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有顾虑的，帮他们安排好各项事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有户阳性居民是一对母子，母亲瘫痪在床，儿子有自闭倾向，不愿意与外界交流，他拒绝转运。“我非常了解这里的居民。拒绝的背后，一定有需要我们解决的事情。”王育才了解到，这户人家里还有一个大儿子，于是辗转联系到他，进行一番解释劝说后，哥哥答应跟弟弟沟通。原来，是弟弟担心母亲在隔离点缺乏看护才拒绝转运。王育才当即表示，会尽量沟通安排医护人员照顾其母亲，她的小儿子最终答应配合。转运当天，王育才还协调了民警与特保队员上门，将老太太从六楼背下，完成了这次转运。

最近，住在文庙路的一位101岁老太太刚刚被转运走，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一个多月前，老太太被测出核酸阳性，因年龄太大且瘫痪在床，疾控部门人员评估后，安排她暂时居家隔离。后来，医护人员两次为她上门检测核酸，可结果都是阳性。“超高龄老人感染后较难恢复。这位老人一个多月都没有转阴，一旦引发相关并发症，她在家无法得到及时救治，危险很大。”王育才告诉记者，疾控部门再次评估，将这位老太太列入转运名单。黄浦区相关部门多方联系，为她在可收治阳性高龄老人的金山区某医院联系到了床位。

不料，老太太的三个子女强烈反对转运。“他们说，从黄浦一路颠簸去金山，路上出了事谁负责？到了金山那边，老人能不能得到有效照护？我耐心解释：老人只有去医院才能得到救治，一直在家会非常危险；如果他们不放心，我愿意跟车陪护，一路送老人去金山。”转运当天，王育才穿上“大白”服，跟着老太太一起上了转运车，单程近两小时，一路护送老人到了定点医院。

转走的老人要照护好，留下的老人也要安排好。老西门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顾宇峰告诉记者，有位老人瘫痪在床，平时由保姆照顾，不料保姆感染后被转运走了，老人怎么办？“他是核心密接人员，留在家中很容易造成社区传播，而且也没人照顾他；如果转运出去，社区层面一时找不到方舱医院或隔离酒店能够接收他。这种情况下，街道一定要做好兜底保障。”后来，街道在辖区内开辟了一个隔离酒店，将这名老人和其他因年龄限制等问题一时找不到接收地的密接者都送到该隔离酒店隔离，并安排了护工志愿者，一对一照顾老人。

胜利的曙光

疫情防控千头万绪，对梦花街来说，人员转运问题就是那个最大的“线头”。理顺、解决了这件事，居民的理解度、配合度高了，其他工作也渐渐迎刃而解。在这场为期两个多月的“阵地战”中，老城厢居民倾注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如今已迎来曙光初现。

“拿着，给你们换个口罩，相互之间注意保持两米距离，有序进入社区。”日前，中华路大富贵酒楼门口，拖着行李箱的人们三三两两排着队进入梦花街区域——他们曾经是阳性感染者，经方舱医院收治后，如今转阴回家。“他们中有些人出去的时间比较长，有几次物资发放没赶上。所有物资我们都给他们留着，他们回来以后我们会补发物资。”老西门街道工作人员王澄碧一边维持入口处的顺序，一边告诉记者。得知还能补领物资，不少居民连连道谢。

吴以仑告诉记者，指挥部成员进驻梦花街后，大家很快就协调自己手头的资源，为老城厢居民发放米、面、粮、油等各类物资，尤其是各类药品和中药制剂。“比如，我们从香山医院、曙光医院协调了3批中药汤剂发放到每家每户，每批中药汤剂可用七天。”为了保证物资发放公平有序，指挥部成员还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纸质保供卡，居民凭卡领取物资，发放一次就盖一次章，避免多发、漏发。

跟着王澄碧进入梦花街区域，可见街面管控有序，弄堂里只有一辆电动消杀车正在进行巡逻消杀。“各位居民请注意，现在开始消毒，请关好门窗，不要随意走动。”伴随着大喇叭的声音，两名身穿“大白”服的志愿者一人开电瓶车、一人坐在车后，拿着喷管进行消杀。

“大白”在进行街面消杀。茅冠隽 摄

“我们成立了一支8人消杀队伍，阳性感染者转运后第一时间进行消杀，还对老城厢内风险较大的垃圾处理站、倒粪站等严格消杀，户外街面等公共区域每天要消杀四次。各居委会也为居民发放了喷壶、消毒片、酒精等消杀物资，指导居民对家庭内部进行消杀。”吴以仑说，尤其是对于开放式下水道等重要点位，消杀队员每天都会定时消杀，阻断疫情传播链条。

曹家街居民区书记周洁告诉记者，进入5月以来，梦花街区域内的居民对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配合程度越来越高，这让社区干部倍感欣慰。“其实做社区工作没什么诀窍，最重要的就是4个字：将心比心。求医配药、物资保供、高龄老人的生活起居等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帮助居民解决好。”

日前一大早，周洁就要去曹家弄19号看望84岁的居民曹春芳，问问她今天饭吃得好不好。到了曹春芳家门口，周洁隔着门帘和阿婆亲切对话：“曹阿婆，今天早饭吃了吗，吃的啥？”“吃了，今早吃的是面条和馒头，蛮好的！”

看完曹阿婆，周洁接到志愿者的电话：为居民曹蓉配的咳嗽药送到了。她返回居委会拿好药品，前往仪凤弄53弄2号曹蓉家中，为她送药。

周洁飞快地穿梭在梦花街区域内的各种小道上。不少小道已被封控，墙面和隔离木板之间只留下一米多宽的空隙，每隔几米还必须低一下头——隔离木板由钉在墙面中的木条支撑，稍不注意，头就会磕到木条。“最近发放保供物资是很难的，因为这种小道上不能通车，连小推车都很难推，必须人力搬运。隔离木板只有固定的少数几个出入口，从出入口走到最远的居民家中要五六分钟，每次发放物资，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要走好几个来回。”

到了曹蓉家，周洁擦擦脑门上沁出的汗水，敲门，送上药。曹蓉连连道谢：“辛苦了，周书记。你放心，有啥要做的，我们一定配合。”周洁眼眶红了，鞠躬道谢，随后赶紧转身离开。“不能多待了，再待下去，曹阿姨也该哭了。”

周洁给曹阿姨送药。茅冠隽 摄

回办公室后，周洁继续统计阳性病例和密接者的当日转运数据，桌上的早饭已冷透了，她依然顾不上吃。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常态。梦花街区域疫情走势趋稳向好，但我们的防范意识一点也不能松懈。”庄卫勤说。

采访结束，记者走出封闭式管理区域，脱下“大白”服、面屏、手套、N95口罩，扭头回望了一眼梦花街。

暮春初夏，阳光灿烂，街上虽听不见车水马龙声，但树叶细缝中透过的阳光如往常一样，温柔地洒在整片区域。墙面上一块红色的“盼改善一朝梦圆，做征收阳光透明”标语牌在斑驳的光影中尤其显眼，在封控隔板上反射出随风跃动的图案。